商人群体政治参与对地方民主发展的绩效厘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1-03-19 08: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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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的内在必然性及其积极功效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现代社会发展的总态势是不断趋于分化和专门化,社会不同群体与个体间异质多样性特征因此日益明显,致使社会矛盾与冲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已有的政治社会理论及实践经验表明,解决与缓和这类社会矛盾冲突的有效方法就是,社会应给予它们以相应的渠道、途径与方法渲泄出来,即予以必要的制度性疏导,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路径正是赋予公民以广泛参与政治的权利,以保证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让各种民众意愿得到制度化的充分表达,通过民主的程序来协调整合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罗尔斯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现代民主社会中,参与原则要求所有的公民都应有平等的权利来参与制定公民将要服从的法律的立宪过程和决定其结果。为此,宪法必须确保一种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公平机会。¹所以在韦伯看来,落后民族与发达民族相比的最大差异之一恰恰就在于,落后民族从根本上是一个非政治的民族(unpolitical nation),亦即缺乏一套能够使全体国民都参与其中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大多数国民并不生活在本国政治之中,而是生活在本国政治之外。而经济发达的民族才是一个政治民族,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º一句话,让国民进入政治领域,成为一个政治存在,此乃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只有使国民具有责任共担的机会与习惯,方能形成极强的凝聚力。早在2世纪伊始的192年,康有为便已认识到:凡举国之民,人人有预闻政事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人人皆视其国为己之家,其得失肥瘠,皆有关焉。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物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活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现象,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

当代中国的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显然也应当符合这一总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在较大程度上已由原先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的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公民从而有了主动进行利益表达的愿望;而由于社会政治资源日益由高层向低层、由政府向社会流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力度和效能也有了提高,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与的功效感有关。¹现阶段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已日渐活跃,过去那种动员性成分开始下降,自主性成分不断上升。商人群体作为最先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率先富裕起来的一个重要社会群体,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在共产党的帮助和鼓励下发展起来的资产所有者群体,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他们较其它社会阶层成员有着更强烈的政治诉求也在情理之中。概言之,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的传播促进了其政治意识的强化;执政党推行的渐趋宽松的政治参与环境提供了政治参与的资格条件;而经济地位的提升则成为其政治参与的重要内驱力。因此,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具备应有的合理性。尽管如上文所述,目前他们的政治参与还只是初步实现,但其积极的功效也已初显。卡罗尔(Carroll)认为,随着企业的建立,企业家成了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企业家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º从我们的实地研究来看,商人群体力量的壮大及相应的政治参与,的确已在影响整个社会发展中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子系统不同程度的变革,至少在其所处地方社会中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了一种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1、商人群体的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其经济的良性发展和该群体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执政党及其政府扩大其合法性基础,从而提升政治国家的凝聚力偿若能把商人群体合理的政治参与诉求真正有机地纳入到现有政治体系之中,而不是让其不得不旁逸于正式体制之外从而失却应有的掌控,这样将不但有助于较畅通地解决其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问题、意见和想法,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他们与外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更能由此促使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序化,使其多层次的政治参与需求得到有效释放,进而直接有利于培养其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因为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民主教育的重要方式,也是培养公民对政治体系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根本途径。阿尔蒙德认为:民主政治系统比其它系统优越一点,是能参与决策的人,对决策比较满意,比不能参与的人更支持本国的系统。»允许商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将他们从制度外纳入体制内,通过制度化的力量驯服其政治野心和权力冲动,使其成为一种自己的而非异己的力量,也就是说,使其成为制度结构系统的有机部分,从而有助于强化结构本身,促进结构的维系和发展,提高政治制度的适应能力与整合能力,发展制度的适应性,此乃维护政治制度稳定、增进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必然要求。亨廷顿就认为,现代政治稳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政治制度能够吸收现代化中出现的新生社会力量,因为任何一种给定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某种角度来说,现代政体之有别于传统政体就在于它的政治参与水平,而发达政体之有别于不发达政体则在于它的政治制度化的水平。¹相反,如果始终将商人群体中一大批具有极大资源和影响力的人群排斥在制度结构之外,必然导致他们对政治体系的疏远、冷漠以至对立,或诱发各种类型的非制度参与,并构成挑战政治稳定的潜在力量。在义乌,由于地方政府对商人群体有着相对更多的理解、尊重和相应的制度化吸纳途径,所以,这里的政府与企业、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大体看来较为和谐,商人群体对于地方政府的认可度进而其权威亦相对较高。义乌地方政府在2多年的发展中,历届党政班子始终咬住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不动摇,积极而适度地回应市场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问题与挑战,逐渐走出了一条以专业市场的发展和提升带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成功之路,在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既有所作为、又决不为所欲为。诚如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5关于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通知6(即浙委[26]34号文件)所转发的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中对义乌地方政府的评价:他们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决不置之不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决不放任自流;面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决不放弃领导;面对资源要素的瓶颈制约,决不无所作为。他们始终保持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抢抓机遇不松动,遇到困难不退缩,做

到清醒、坚定、有作为。

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这种既尊重市场和群众的自主性、又适度有为的行政理念,从而既赢得了经济发展,同时也培塑了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亦使地方社会治理有了较为和谐的氛围,较好地实现了政府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一位访谈对象对笔者说:义乌政府这一块,对企业真的是很支持。政策给了我们很大信心。这是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所以义乌企业都不愿意出去,实在没办法了才到别处去。有义乌这个大家庭,我办企业不怕,不担心。只要主要着力于企业本身的创新就可以了。不需过多考虑别的事了。另一位访谈对象也作出了类似的评价:义乌的政府与企业较大程度上已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政府已放低过去政府的身段。对义乌政府来说,没有企业其实也就无所依托了。应该说,在整个中国来说,我认为义乌的政府是做得最好的。虽然还不是十全十美,但在国内比较,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的了。

这种基于市场经济力量的压力与规制前提下形成的政企间相对良性的互动关系,以及建基其上的政府的适度威权,对于一个置身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它能较好地保证政府行政的有效性,从而维系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的平稳有序,另一方面,也能相对有效地确保政府在履行其必要的公共服务职能时,仍然保持着一种对市场及其利益主体的必要敬畏,从而不易产生恣意式行政,逐渐形成一种托克维尔所期待的受到了限制的公权。由此,才得以形成一种多元力量制衡下的相对均势。在这种状态下,才可能逐渐具备亨廷顿所认定的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三方面关键要素,即: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¹也惟有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国家的威权及其对民众的凝聚力才能较好地得以确立并维护。

2、商人群体的政治参与还有利于逐步扩大相对自由的社会空间的拥有,有利于促成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制,推进地方社会民主的发展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更是一种权利经济。它所蕴涵的基本价值观就是契约双方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它促使人们产生着政治参与的诉求。尤其是商人群体,他们以独立的经济利益为基础,拥有更大的独立和社会自由活动空间,并以日益强劲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参与政治生活,尽管目前他们的民主权利诉求的实现还较为有限,但却实实在在。在义乌,市场经济的发达和人口与信息的全方位快速流动,已从物质和知识两个方面使物质生活日益富裕之后的商人进而包括其他民众开始意识到并在实践中逐渐学会以自己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在根本上造成了民主议政的需求氛围。这种源自草根的诉求使得地方政府原先的一些理念以及工作方式方法渐趋失效,对地方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变量和压力。而缘于前述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日趋倚重,迫使地方政府必须对此作出必要回应,由此就在客观上直接推动着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入到理性的制度创新之中,而制度创新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生发出在创新之初可能全然未曾出现的新的因素。换言之,这种上下援引互动的民主建设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创生出自我强化和自我运行的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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