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中政府监管问题成因分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1-03-09 16: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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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网数万个直播房间相当于数万个电视频道,数亿网民人人都可成为主播,无固定播出时间,无固定播出内容,手机一开,随时随地播出。传统的监管网络视频、微博、微信、搜索引擎的制度,面对实时、海量、多元的网络视频信息,收效甚微,甚至无能为力。传统的电视节目监管体系是建立在科层制监管体系下,通过监管机构、电视台、频道、栏目等组织的机制实现内容监管。传统电视节目大多是录播,从制作者到监管者,通过自我审查、审看、监看等方式实现监管;较少的直播内容也有选题提前审批的环节和职业传播者的把关。面对移动实时直播以及数量庞大的、普通人的实时直播,现有电视监管体制根本无法应对并实施有效监管。谁来管网络直播,如何管,怎样管有效,都成了政府监管部门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在网络社会,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有关部门面对网络市场这个领域的监督和管理有着很大的技术难题。互联网直播的内容没办法利用技术进行监控,只能利用最低级的人力进行监督。尤其是在移动端方面的直播,无需经过上传的程序,只需利用摄像功能,网络云端便可以实现同时获取、同时存储、同时传播,实效性非常之强。即使是面对个人电脑端的直播内容,相应对其进行准确的监管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因此,导致了在直播过程中违规乱象日益增加。因为直播行业是在直播过程中均可使用非实名的方式进行人际交流,这就导致了个别主播为了博取关注,大打“擦边球”等涉嫌违规的乱象不断涌现。

在互联网世界里,所有人之间的交际均是一种虚拟交际,虚拟交际是各类关系、层次的结合体,有时候肯还会比实际生活显得愈加“真实”,这便易于引发直播群体的网络群体活动,诱发病毒式的舆论浪潮。所以,互联网直播平台亦非常容易演变成非法集团故意引发互联网混乱的地方。比如,在直播过程中宣传某些谣言,引发错误的舆论压力等。与此同时,个别暴力犯罪现象也逐渐渗透到直播过程中去,这些都迫切要求有关部门急需加强监督和管理力度。

1)监管力度不足

在制定法律法规方面,从 2016 年后半年至今,国家已经不断发布了很多监

督和管理互联网直播的有关规章制度,但对于以网络科技发展为基础的新媒体,这些法规的颁布尚不完善,也没有监理标准的问责机制。在几次知名的网络直播问题爆发之后,政府部门在调查的过程中,只追究了直播平台和违规主播个人的责任,对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的人员工作情况不闻不问,不追究其责任。这是我国问责机制不完善造成的,如果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的对监管部门人员和执法部门的人员进行问责,追究其责任,加大监管力度,才能有效的确保网络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2)监管手段落后

我国目前的新媒体监管技术主要有分级技术、阻止进入和信息过滤。所谓阻止进入技术指的是利用在网络的国际主出口上实行对访问一些网址的约束,从而导致本国民众没办法直接打开这些境外网页以取得相关资料或者表达意见。国内通常采用这种技术来限制民众进入外国一些政治敏感性网站,而分级和信息过滤技术则主要针对网络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内容。关于“阻止进入的技术”最大的抗衡就是“翻墙”。国外知名网站 faeebooktwitter 和部分维基百科的内容都被隔离在“墙”外,而社会上大量“翻墙”行为就是对这项技术的挑战。而曾经在社会引发强烈争议的给个人电脑安装“绿坝”软件,该软件的主要作用就是信息过滤。“绿坝”软件引发了关于公民个人信息选择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等问题的社会探讨 ,最后工信部不得不做出妥协,不再强制大家安装“绿坝”软件。网络直播因其时效性而占据文化传播优势,这对监管技术的革新是一大挑战,如何实时监督、同步管控,是监管的一大难题。

3)监管难度较大

有效进行实时监督、同步管控是监管的最大难点。首先,网络直播的乱象和其盈利模式密切相关,主播对利益的追求造成了直播内容怎么出位、怎么吸睛怎么来,而平台则为了平台的经济效益纵容着某些主播的不当行为,在这些主播产生不良影响后进行较轻的处罚,待不良影响的风头过后又“重新上岗”。其次,网络直播得益于其时效性和互动性的特点,监管的难度也同样在此。

直播过程中的不良信息可通过文字、音频、视频和某些特定的物品或主播有意无意的暗示来表现,如何裁定“不良信息”缺乏有效、合理的标准。且很多问题是瞬间发生的,在后续的调查与处罚过程中如何取证又成了另一个难点;另外,高峰时段每个平台都有近万名主播同时在直播,对哪些平台进行监管、对已监管的平台的哪些主播进行重点监管、在哪些时段对主播进行侧重监管、采用何种监管方式、何种有效技术来应对直播及互动内容的不可预测性和数量繁多性等,都是对于直播平台监管的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此外,对监管中出现涉及直播问题的主播如何处置,尚缺乏相应的细则。目前各大主流直播平台对“问题主播”的处罚一般均为罚款、一段时间内不能继续直播和封号等手段来进行处罚。而这些处罚对于此类“问题主播”在直播中做出的违反道德或法律的举动来说较轻,因直播观众较多,涉及到各个年龄层面,若对直播中年龄较小的观众产生的深度影响实则不可控。因此,对于涉及违反道德或法律的主播处罚标准尚不明确,这也是我国相关部门、直播平台和社会相应团体应该思考的重点与难点。

4)监督和管理的主体职权界限不清晰

2016 9 月,广电总局发布的《通知》中的各项条例与要求,切实提高了直播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力度。在提高直播监督管理力度的通知发布以前,绝大部分直播企业只需获得文化部授予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便可,但如今这种认可要求升级为广电总局授予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这使得文化部对直播平台不再运用监管权,而是广电总局对此负责。2016 11 4 日,《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又由国家网信办发布,并宣布在 12 1 日开始施行,该规定提出多项措施对直播平台进行规范,包括“主播实名制登记”“黑名单制度”等手段,并且要求直播平台必须同时拥有两方面资质。这些现象表明文化部、广电总局、网信办都对直播平台的监督权有想法。

另外,在 2016 11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网络安全法》,这部建设我国法制网络空间的法律将国家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等有关行政机构都加入成为负责网络安全的责任机构,同时实际已参与网络直播监管的文化部、广电总局和网信办三个部门也将继续参与监管,目前已出现多主体监管,各主体权职不明确的问题。

5)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在我国,网络直播的违法违规问题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司法解释,处于一个跨学科解释的状态,很多法律法规并不能解决网络直播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而且各法律法规也无法对网络直播中出现的乱象进行连贯有效的管理,使相关监督者依法监督的难度大大增加。现阶段应对网络直播,大多数部门都选择出台相关通知、办法或规定,其处罚力度小,且应对范围和解决程度均有限制,使得网络直播的违法成本过小但获利却很大的问题,难免会有人为了利益无所不用

其极,不惜以身试法。”我国对于互联网直播的监管,采取的是事前监管与事后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我国暂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互联网法律,大多数情况下均使用《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这两种相关部门应急出台的管理办法或规定来对互联网企业进行规制。前者主要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任承担,后者主要规制互联网文化单位的行为。两者对互联网企业的义务和责任作出了相似规定,如:不得提供违反“九不准”原则的文化产品,包括“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们合法权益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各种产物。同时,还规定了互联网企业的申请和备案制度、自审制度、报告和抄报等义务。

6)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我国的事前监管主要体现在法规政策对于直播主体资格准人的限制,包括企业的备案、报告制度及要求直播人员实名注册、实行黑名单制等规定,其中大量的审查工作都要由企业完成,这无疑加大了企业自身运营的成本。很多企业都是通过人工筛查、接受群众举报和投诉等方式来进行内容的过滤,这样的方式既费工费时也不能很好地保证筛查效果,导致出现漏网之鱼。而一旦违法主体避过平台的审查,就只能依靠监管部门的事后查处。

从事后监管来看,事后监管是我国对于互联网直播监管的主要手段,如约谈、罚款、责令整改、关停、吊销营业执照等,政府部门同样主要通过人工抽查、网民举报、记者暗访等方式来发现违法违规现象,这样的查处效率较低,而且检查是在这些不良内容已经造成一定不良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对于直播平台和主播来说,涉黄直播投人低、回报高,一些不法平台为了谋取利益纵容直播人员直播低俗表演,再通过注册多个直播平台躲避监管,大大增加了查处难度。虽然有些违反规定的主播会被短期封号,但“风头”一过就又活跃起来。不追究平台主播的法律责任,就会使其抱有侥幸心理,致使犯规行为屡禁不止。

在监管权方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信办、文化部、公安部等都对互联网直播具有管理权限。这种交叉监管无法形成监管合力,也容易出现执法细则、标准不完善,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导致直播监管一直存在着难点和盲点。

此外,查处力度不够,也是很多不法者“屡教不改”的原因之一。在实际执法中,约谈、关停平台、罚款等方式对于涉黄平台的打击力度不够。虽然执法者对于直播平台的罚款数额不断增加,但与违规直播收人的巨额利润相比,罚款数额明显较少,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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