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儿童家庭暴力的预防及处理操作性不强的具体分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10-21 09: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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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庭暴力法》中关于预防家庭暴力的规定,主要包括第 6 条至第 12 条。这几个法条仅具有笼统的原则性规定。如,第 6 条规定,团体以及媒体“应当”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暴宣传教育活动。

   “应当”意味着必须做,换句话说,如果违反此条法律规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反家暴法》中并没有发现违反上述“应当”规定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实际上,在《反家暴法》中此类没有规定违反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还有不少。如,有关政府部门应当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和统计工作、医疗机构应当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诊疗记录等。

这些法律条文大都为“假义务性规范”,要么落入口号式的道德宣传缺乏强制约束力。因此缺少可操作性,需要加以细化。关于家庭暴力的处置机制的规定(第 13-22 条),例如近亲属代为起诉、强制报告义务、撤销监护人资格等不错的措施,但由于法律的粗暴或是空白,仍然有可操作性可行性不强的缺点。

(一)强制报告制度中缺乏可操作性

强制报告制度,是及时发现若有儿童暴力发生并及早进行第三者干预的重要预防处置途径。然而,实践中依然存在着报告主体不积极主动,相关职能机构的职责划分模糊,相关工作人员的宣传新制度的积极性不高,儿童家暴具有隐蔽性事后取证难等问题。具体如下:

首先,只规定强制报告义务的特殊报告主体是学校,医院,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会公益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其实,此制度实际上引入一般报告实体拓宽了对家庭暴力的保护范围。其次,学校等机构是一个集体概念,缺乏作为报告实体的可操作性。由于”机构”无法检测和报告家庭暴力,因此将组织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分化给所属机构,不能提高执行该制度的执行力,反而会降低其执行力。

第三,机构的工作人员,此规定过于笼统,不如将其规定为具有具体身份的工作人员。第四,实施儿童家暴具有隐蔽性,很难和正常的家庭教育相区分,《反家暴法》第 14 条规定在“发现”有或可能存在家庭暴力时产生强制性报告的义务,模糊的通报基准可能致使义务主体以此为借口推卸其责任。第五,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制度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第 35 条中“依法给予处分”仅仅是机构内部的纪律处分。没有提及法律责任。

第六,因为不易区分儿童家庭暴力和正常的家庭教育,为善意报告人的误报行为设置免责事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义务报告人的后顾之忧。《反家暴法》却没有考虑到此问题。

(二)告诫制度的实施情况不尽理想

告诫制度是一项新制度,基层民警自身对告诫制度就不了解,有的民警发放告诫书也不积极,使所管理辖区内的居民对告诫制度知之甚少。以至于告诫制度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在实践中的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中取得的效果不理想。

(三)近亲属代为起诉制度力度较弱

控制管控是儿童家庭暴力的核心,反映出施害者和受虐儿童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心。考虑到受害儿童诗处于被控制被压制的状态,同时儿童因为年幼缺少法律维权意识而非真实意愿的“在权利上沉睡”,该法规定了近亲属可以代替受虐儿童提起诉讼的权利。毋庸置疑的是,在家庭关系中有着繁复错杂的情感,使得在实践中近亲属代为起诉制度在家庭暴力防治上的力度较弱。笔者认为,可以学习环

境公益诉讼,将儿童家暴适当引入类公益诉讼,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应确立反家暴公益诉讼制度,扩大家庭暴力案件的原告范围,赋予街道办事处、社会公益组织、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反家暴公益诉讼的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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