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公平的践行:公共健康伦理可持续善的行动战略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09-18 09: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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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弱者利益的健康共享发展理念

1.1 扶携弱者权利

社会发展坚持“人的价值”实现,特别是在社会分配中的公平正义实现过程中应首先思考“人”的问题,其次是“价值”的问题。罗尔斯提出:在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情况下,应该有这样一条“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将“社会最少受益者”的利益享有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划分“社会最少受益者”的依据是“最基本善的期望”程度,而享受健康是被包含在“最基本的善”里面。但由于“最基本的善”属于伦理概念范畴,无法进行准确衡量造成了这种分配正义主张在契约选择下经常面临的合理性选择尴尬,也就是说在“无知之幕”下这种“最基本的善”可以并且能够被充分的实现,但离开这种情景假设后这样的结论不一定成立,换言之“社会最少受益者”有很强的条件下或者说是对情景的依赖性。因此,对于公共健康领域的“最少收益者”也要考虑具体情景的适宜性,这一点在罗尔斯进行有相关说明:“基本善是他们追求这些最高阶利益所必需的社会背景条件”可以看出罗尔斯在对正义概念的不断修正中将抽象的的“善”转成一种客观性和公共性,不断趋向情景下的“应得”。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这种特殊的情景中,感染与疑似感染人群的基本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应该享有健康的权利,因此对于实施保障他们早日恢复健康的医疗救治是应当的,也是他们所“应得”的健康保障,这种情况下可以视他们为公共健康领域的“社会最少收益者”,因此实施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原则”等等基于情景下的帮助、支援、共济都是站得住脚,也是必然之举。

1.2 关注个体权利

由于在特殊的情况下能够形成互助的良好社会氛围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那么这种情况能不能得以长久持续的存在呢?这就要思考前文所提的另一个问题---“价值”。价值根据不同的学科需要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在公共健康伦理中指的是公共健康利益或者说是公共健康的“善”。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或者这样的“价值”实现,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实现“公共”的目的,就需要产生群体的交往,在交往活动中不断产生和实现能够被全体所接受的好的事物,由于这种美好的事物能够实现个体所期望的美好的生活,所以就在交往的活动中让社会合作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可能。如在疫情爆发的当下,不仅仅需要驰援武汉的“最美逆行者”,也不仅仅是人民子弟兵冲向疫情前线,更需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群防群策打赢这场“阻击战”。同样的道理,在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健康需要抑或不同的健康生活方式,存在的不同并不阻挡“共同”的健康目的实现,因此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发挥出每个人的建设力量,不断促进公共健康“价值”早日实现,更是为了在风险社会中不断增强人类自身抵抗的力量。

2.构建政府首责的公共健康责任共同体

2.1 坚持政府首责

前文已经证明过,在公共健康实践中,政府比起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更适合承担首要责任,主要是由于政府是公共权力的象征,代表着公共的利益诉求。坚持政府首责,主要体现在公共健康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的政府行为两个方面。对于政策制定来说,应该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和制度伦理,深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价值引领,把底线公平作为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遵循,关注政策的覆盖面,以人的健康价值实现为中心,坚持“公共健康”实现的目标不移位、不走样、不跑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直面问题、重点发力,履行公共健康服务的政府职能,及时弥补公共健康“市场失灵”的弊端,做好面上工作,缓和公共健康事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譬如在前文提到公立医院存在的资源浪费现象,应该从供应层面优化资源配置,积极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特别是提高病床使用效率;同时对于贫困落后地区,还要不断加大对基层医疗资源的财政倾斜力度,保障和满足人民对基本医疗资源的需要。强调政府首责,所倡导的是政府积极主动的责任承担,避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情况出现,同时也应该加大对公共健康损害的惩罚力度,通过正负强化措施有力保障公共健康。强调政府首责,还应该强化风险意识,特别是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和处理能力,尊重人的生命和人格权利,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的健康照顾,通过相关保障措施建立不断减小健康不公平。

2.2 完善责任承担共同体建设

在公共健康实践中,除了需要政府承担责任,还需要多方利益体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本文主要从企业和社会公益团体的责任承担说起。对于公共产品来说,在市场经济下主要由企业承担进行诸如药品、医疗器材以及医用设备等的生产供应,他们是医疗市场活动的主体,企业行为与人们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在保护他们正当获利的同时,应该积极强化责任承担。企业承担责任有以下几点:首先应体现为公共健康利益至上,树立正确义利观、金钱观、交换观;其次应该积极进行环境保护,积极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减少环境污染,发展生态友好型经济;此外,企业还应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严格执行相关安全生产标准,及时排查生产隐患漏洞,同时结合自身特点制定安全生产手册,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以往,在公共健康领域的责任主体划分中未将社会公益组织纳入其中,但在本次新冠疫情中武汉红会低效行为饱受群众质疑,严重影响救援效率,给医疗救治带来不良的后果,存在的管理隐患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公益组织的价值和作用。社会公益组织由于具有服务社会的功能,是政府组织职能的一种补充,因此社会公益组织也应该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不断提升内部管理,助力公共健康事业发展。

2.3 强化公共健康的个体责任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健康是属于某一类特殊人群的事情,健康更应该是作为权利被享有,个体健康责任承担甚少被提及,以至于在近些年来自残、自伤事件频发,更有甚者利用自身疾病在心理极度扭曲的状态下实现报复社会的目的,还有人漠视他们生命安全、践踏生命尊严,譬如在疫情中传染患者故意在公共场所“吐口水”,肆意携带和传播病菌,这些都给公共健康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和难题。应该倡导个人对公共健康的责任承担,浅显的理由为:(1)社会合作共

同体的需要;(2)群体健康是平衡的;(3)个人和整体健康是获取“善”的基石,最理想的假设为没有人无缘由的愿意主动放弃健康的权利享有。因此,应该倡导个体的健康责任承担,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不断提升身体和心理健康素质和素养,努力做一个“健康的人”;其次,不侵犯他人健康权利,“不伤害”的原则是社会共同体的共识。再次,应该对公共健康负责,这是一种体现个人价值奉献的美好品德,要树立正确的健康价值观,以先进人物为榜样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同时要深刻意识到在风险社会中,维护公共健康就是保障个体健康,个体健康离不开公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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