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动态与文献评析--“网红现象”对女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分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06-25 20: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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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国内研究动态

1)对网红现象的研究

关于网络红人的内涵。网红从 2015 年开始活跃于大众视野,目前学术界对于网红尚未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定义,很多学者都是从网络红人的某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界定,缺少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敖鹏认为“网络红人”的简称是网红,他认为网红主要是依靠当前的媒介技术发展应运而生,在依托网络平台为个人发展创造影响力,并且在自己有独特优势的领域内受到一定数量的粉丝追捧的群体。廉昕朦认为如今的网红产生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有幕后的商业推手在联合操纵中产生。他们的产生和发展都依托于互联网和媒介平台,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效应,从而渗透到不同的行业形成新的商业模式。这种界定不同于敖鹏的界定,他认为网红的出现是基于商业目的的并且肯定了网红潜在的商业变现能为。左芳将网络红人界定为以互联网传播为生产方式,以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另类自我表演为商品,在网络推手的策划、包装、炒作下,与媒体合谋中,把各个媒体和网民巨大的娱乐性注意力转化为现实经济利益的一类人。学者余霞认为网络红人是网络产生的“草根偶像”。以太资本在《网红经济学》一书中对网红的定义:网红是网生并具有人格化的形象,已经具备一定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并能持续生产创作优质内容,有一定商业变现潜力的群体。该定义所指的网红是指是真正以内容取胜且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网红群体,而非一般大众所认为的,依靠颜值和低俗内容短暂性吸引关注的网红。

关于网络红人的分类。学界多通过符号形式将网络红人以文字、图片、视频三种类型进行区分。沈霄、王国华、杨腾飞、钟声扬认为当前网红共经历三次发展,分别是文字时代、图文时代和宽频时代。在后宽频时期的“网红”,胡德平做了更细致的分类。他将网红分为模特类“网红”、美妆类“网红”、才艺类“网红”、技术类“网红”、游戏类“网红”这五类网红类型。而任慧珍则划分为知识社群类“网红”、短视频和直播“网红”、电商类“网红”、游戏主播型“网红”这四种类型的网红。

关于网络红人的分析角度。目前对网红分析的研究来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刘俊对 papi 酱的走红进行分析,尤其关注 papi 酱的传播路径和方式,研究 papi 酱在传播过程的创新点;文静也是以 papi 酱为例,研究 papi 酱的走红原因,从三个角度提出几点分析,对于当前火爆的“网红”现象进行反思,同时也为“网红”未来的发展提供意见。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彭琳通过结合实例分析网红的商业经营模式;邵巧露描述当前的网红现象,探究网红经济的原因,获利渠道以及网红行业发展前景;刘阳通过对网红商业链条与盈利模式的分析,论证了网红经济的巨大潜力。第三,关注当前网红出现的问题。李晓红认为“网络红人”现象对当代青年人传统价值观、社会公德和责任意识等方面生造成负面影响,要从网络立法、教育、自律和荣辱观等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刘娜解释了网红现象的出现及影响、网红成名的主要途径,最后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要多方面合力提高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张旻解释了网络直播平台和它的来源,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产生的影响。

关于网红现象产生的动因。张跣认为网络媒体传播的去中心化、传播主体的草根化、网络互动的社群化以及经验的仿真化造成了网红奇观。薛深、聂惠认为在网红现象生成的过程中,信息技术升级是基础条件,利益回报预期是内在动力,大众文化消费是现实土壤,媒介把关弱化是失序的重要原因。王亚鹏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归因,针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将“网络红人”现象的产生原因归结为全球网络化的时代背景、外来社会思潮的影响、青少年网民的特质及愈演愈烈的商业炒作。任慧珍认为网红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网络消费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媒介技术的发展为“网红”提供可能。敖鹏从网红主体、中间推手以及网红的受众三个层面对网红文化传播的动因和要素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周茂君,宁馨怡从传播、营销和品牌三维视角对网红现象进行了解读。赵华认为网红的形成实际上是网络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仅是技术的产物,也是人与人之间新的伦理关系的产物,是新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产物。

2)关于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

关于价值观分类的研究。黄希庭等人将价值观分为十种类型,主要包括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宗教的、职业的、人际的、婚恋的、自我的、人生的和幸福的价值观。

黄光国延续了罗克奇的分类框架,但是将人类社会中的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工具性价值观和终极性价值观。朱谦通过对一般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研究,意在关注当前社会的变迁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程度。

关于大学生价值观结构体系。张进辅将大学生价值结构分为价值目标、价值手段、价值评价。他把价值观具体的分为人生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婚恋价值观、消费价值观、审美价值观、人际价值观、宗教价值观、知识价值观、教育价值观及创造价值观等。目标价值是核心,决定着价值观的性质和方向;价值手段是实现价值目标的保证,直接关系到大学生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价值评价作为对人生有无价值和价值的意义大小的判断,对价值的确立、维持或改变以及相应的社会态度和行为起着调控的作用。辛志勇,金盛华从目标价值系统、手段价值系统、规则价值系统三个维度来分析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结构。

关于当前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从现有资料和研究结论中可见,目前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化,注重实际利益的获得。陈兰,刁目广认为当代大学生价值选择呈现出复杂多元性,他们对各种价值选择的概率呈现出均匀分布态势,价值选择缺乏一致性。同时当代大学生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意识,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实际利益的获得。当前大学生更加注重自我感受和价值的实现。张兴海认为当前大学生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的变化表明了他们的价值追求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转化。当前大学生价值判断具有二重标准,以利己主义作为自己的评判标准,而以集体主义标准判断他人。陈兰,刁目广提出当代大学生主客体价值判断明显背离。当前整体上大学生价值观积极、向上,追求独立的、有个性的生活,而个体上多数学生尚未形成完整,稳定的人生价值观。孙体楠认为大学生的价值观从整体上看积极、健康、向上,重视自我实现和人际家庭的和谐,追求一种独立的、有个人特点的性格和生活、行为方式,但同时并不完全忽视社会公益因素。竞争意识、公平意识、效率观念等明显增强,出现多种取向并存的态势。

关于女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通过知网中文期刊(1995-2017)检索主题“女大学生价值观”跨库“精确”检索(46 篇普通论文5 篇硕士学位论文,共计 48 篇)、“女大学生恋爱观/婚恋观”(共 128 篇)、“女大学生就业观/择业观/创业观”(共 38 篇)、“女大学生消费观”(共 11 篇)、“女大学生审美观”(共 2 篇)等。对于女大学生

价值观的研究角度具有多样性:对女大学生的某一具体价值观(如就业观、消费观)的影响进行了对策研究,如李海潮对女大学生文化自觉现状认识的基础上,分析阐述了文化自觉对女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性,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女大学生文化自觉的途径。通过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对某一具体地区、领域的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如翟江丽,王秀明,牛金玲选择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的女大学生为例,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她们升学与就业、学习态度、认错态度以及消费问题进行调查,最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有些研究是就某一社会现象或观念进行研究。吴伟伟针对女大学生考研现象对其价值观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程远芳,叶玲弟通过从“毕婚族”到“急嫁族”这一现象分析当代女大学生功利主义的爱情观。主要从女大学生的婚恋观、就业观以及消费观进行研究,指出当前女大学生观念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韩新路通过研究女大学生就业观的意义及就业观的科学内涵,分析影响女大学生确立正确就业观的因素,最后提出帮助女大学生确立正确就业观的对策。

3)关于网红现象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影响

关于网红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影响。孙博逊,初明利认为“正能量网红”具有榜样作用,会给大学生带来示范效应、激励效应和引导效应。胡德平认为在大学生“网红”群体中,很大一部分人通过线上线下践行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平台利于大学生展示个人才艺,帮助实现个人发展。

关于网红现象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从现有的资料研究来看,学者大多论述网红现象对大学生产生的消极影响:第一,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冲击。胡德平分析了当前部分大学生“网红”的不当价值观念,他认为这些不当价值观会对大学生审美观、消费观、职业观、名利观以及荣辱观产生负面影响。第二,导致青少年丧失独立人格。王亚鹏认为大学生对偶像的过分迷恋可能使他们迷失自我,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些青少年学生们认为不加入就称不上流行时尚,在根本不了解“网络红人”的情况下就趋之若鹜地跻身粉丝团,青少年学生的从众心理直接后果就是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的缺失。

第三,淡化青少年责任意识。孙海燕提出一部分“网络红人”,尤其是部分人在网络中随意的辱骂和争吵造就不良的网络环境,容易淡化青少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4)网红现象影响下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引导

针对网红现象,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法:第一,加强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如王亚鹏提出应该要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三观,良好的网络素养,塑造自我思考、教育、管理的独立人格;秦小霞认为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大学生网红,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胡德平认为应该加强青年学生“大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切实加强大学生的“小三观”(成功观、成名观、成才观)教育。李晓红,李海晶认为应该进行“网德”教育,提高网民鉴别和免疫能力,大力宣传优秀传统伦理,树立正确的“网络荣辱观”。第二,积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如向伟,孙忠良认为可以基于移动网络直播平台创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崔海英认为网红在网络中活跃度高、粉丝量多,往往承担着意见领袖的作用。教育者要学习网红大 V 的正向话语,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地教育与引导。第三,发挥正能量网红的榜样效应。

胡德平,刘朦朦,李波,秦小霞都认为可以通过打造充满正能量 “网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胡德平认为应该推动“网红”孵化,学校要借助当前网红的发展形势,加强对大学生的创新教育和创业指导,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平台和帮助。第四,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曾翔,唐黎,刘夕媛认为中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很薄弱,应该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让大学生对网络以及网络文化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批判性媒介素养教育,以提高大学生的辨别和判读能力,让他们能够复杂的网络文化中保持清醒。第五,三位一体加强管理。如李琦认为应从政府部门、网络媒体、网络媒体从业人员提出对策。李晓红,李海晶认为政府应该完善网络立法,加大“网络红人”准入的力度。秦小霞认为在国家互联网平台监管背景下,校园网络平台加强对大学生网红的监管力度。沈霄,王国华,杨腾飞,钟声扬通过分析网红的发展现状以及如今面临的问题,探究产生的动因后基于公共管理视角提出政府治理的举措。

综合近几年的文献来看,网红行业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网红属于互联网发展过程的新兴衍生品,对于网红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往往侧重于从研究角度进行分析。当前大部分的学者是从经济学、传播学的角度对网红及网红现象进行分析。尤其是对于网红现象,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也有相关高质量的文献问世,特别是网红的个案分析。同时通过检索发现,学界对网红现象的关注从 2016 年开始爆发。纵观专家学者们对于“网红”现象的研究,一部分是进行个案研究,如 2016 年仅以 papi 酱为例的论文就有 99 篇。还有一部分是则从整体上对于网红现象进行讨论。对于网红现象的研究多从传播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等方面开展,但是综观现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极少的论文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角度分析网红现象。学者注意到了网红现象给大学生带来的双重影响,网红现象既有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带来负面的影响。但更多是论述网红现象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对于网红现象认识不够深刻,在对网红现象应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上无法形成比较系统的认识。从以上研究可知,现有女大学生价值观研究主要通过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方法,对某一具体领域、群体的女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而研究方向主要是从经济、文化等角度出发,就某一社会现象进行讨论。但是由于对女大学生价值观的分类标准不一,同时一定程度上过分注重对负面因素的探讨,使得研究结论缺乏全面性。

2 国外研究动态

1)关于网络红人的研究

严格意义上来说“网红”起源于美国。国外的主流社交网络平台与我国有所不同,常用的有 FacebookTwitterTumblr Instagram。随着这些社交媒体的发展,用户群体不断增长,使得一些意见领袖、时尚博主借助这个机遇成为“网红”。“网红”最早被认为是一种“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概念是由美国人 Lazarsfeld 等人提出,指在信息传递与人机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掌握话语权的群体,此类人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人或过滤的效用。国外对于网红的研究,往往是离不开对意见领袖的研究。意见领袖的出现是早于网红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网红是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一些意见领袖利用网络平台成为网红。

从国外网红的发展阶段来看,认为国外网红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指从 2004 年到 2005 年,当时的互联网发展有限,社交平台刚刚涌现,所以只有少部分网红的出现。他们主要是通过录制好内容,然后再上传到平台中获得关注。但此时的“网红”只是普通的内容加工和搬运者,并没有出现盈余模式。不过在 2007 年视频垂直领域的 Youtube 推出 Youtube Partner,并且提出了“收入分成”的模式,主要是指针对网红发布的内容可产生广告收益。这一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网红行业的发展,使得美国目前所谓的“网红”(Web Star)开始冒出。第二阶段是在 2007 年以后,由于网红行业的蓬勃发展,让一些公司看到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机构 MCN 机构,这个机构类似于中国的网红经济公司机构,这就慢慢促进了网红由个体行为演化为团体模式,一些针对网红产业的相关服务也开始形成。第三阶段是从 2014 年开始,大量的 MCN在美国开始兴起,比如做美食而兴起的 Taste made,从青少年切入的 Awesomeness TV。将生产的同一领域专业内容联合起来,在该垂直领域内做深,形成自己的特色。然后借助资本的支出,使网红能够持续生产出高质量的内容,进而实现商业利益并最终完成变现。在此基础上,MCN 会与各大生产商签约,利用他们的旗下“网红”(Web Star)进行商业宣传和销售。从这四个阶段来看,“网红”(Web Star)这个行业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已经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并且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研究角度来看,国外从“网红”出现,首先对于网红与新媒体的关系以及出现的原因做了研究。国外对于“网红”的自我呈现及其与新媒体的关系、出现的原因做出研究。P.David Marshall 研究了“网红”如何探索自我,同时认为他们对于追求者产生了教育影响。并且他还调研了“网红”自我呈现的种类和自我呈现的情况,并将这些与“网红”形成的原因结合到一起进行分析。Yen L F.在文章中研究了“网红”的动机以及“网红”在前台的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的一致性,通过研究不同的“网红”的表现,发现新媒体比传统媒体更容易拉近“网红”与公众的距离。

随着网红在网络文化中地位提高,不同学科都从自己的角度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等。Graeme Turner 从心理学角度对网红现象进行研究,他研究了崇拜“网红”存在的危险性、以及网红对个人和社会公众造成的影响。

Istanboulian A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网红及网红现象。通过研究“网红”走红的原因,网红在媒体中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以及研究了“网红”在社会中具体存在的影响力。

Lamont C.从传播学的角度,随后研究了社交媒体对于人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就能让普通人一夜变成“网红”。随着网红产业的蓬勃发展,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网红现象也变得越来越多,桦容韦在分析了“网红”经济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网红”经济发展对策。Bati K, Chang R.指出由于“网红”的知名度为其带来了利润,并且指出一系列支持网红发展的产业也已经产生,“网红”是网络的新入口,形成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结合国外对“网红”的相关研究,发现国外对于网红现象的研究始于社交媒体的发展,从研究社交媒体中发现了“网红”这一特殊群体,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而随着网红及网红现象影响力的扩大,对网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主要包括三个方向:第一,主要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了网红的传播路径以及走红的原因;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网红产业的发展模式;第三,研究了网红现象造成的社会影响,主要针对社交媒体下的“网红”对于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正面负面作用,但研究并不系统全面。

2)关于价值观教育的研究

关于价值观教育的方法。柯申鲍姆认为西方价值观教育的方法呈现了一定的阶段性,他认为西方价值观教育首先是从人格品质教育起步,然后发展到一定阶段又进入到公民教育阶段,然后是进入到价值认知发展阶段,最后又回到到人格品质教育。20 世纪上半叶为古典品格教育时期,在 20 世纪 20 30 年代,在受到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和心理学研究,导致品格教育曾遭到质疑,但是传统的品格教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西方道德教育,主要是为了国家需要而非对个体道德教养的培育。直到了 20 世纪 60 代后期,又重新开始注重道德教育,出现了柯尔伯格“认知一发展”模式,还有价值澄清学派提出的价值澄清法等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是新的品格教育时期,新品格教育实现了对之前传统品格教育方法的回归与复兴。

国外关于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研究。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和道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培育。美国价值观教育重视隐形教育;注重传统文化和爱国精神的培养;重视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教育;主张学校、家庭、社会合力协作;发挥宗教和法律重要作用。德国核心价值观教育注重宗教性,在宗教课程中突出宗教信仰的作用。以新加坡、日本等为代表的亚洲价值观教育培育。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在民族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近代他们也积极地学习西方的文化,因此他们的价值观教育既包括东方传统文化,同时也有西方的民主、法治等价值观。而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五大价值理念。以朝鲜、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核心价值观教育培育。古巴的教育水平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同时他们非常注意政治教育。在古党的党章里也提及了教育,提出要全面造就高质量的人,社会主义的人。古巴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他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尤其是通过发挥组织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并且也把马列课程纳入高等教育课程中,以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越南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基础,其中强调要以胡志明思想为指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同时也是越南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

综上所述,由于文化、历史以及国情的不同,我国的价值观教育与国外还是存在很多的不同。尤其是与西方国家有着一定的差异,这与西方国家信仰宗教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西方是信仰宗教的国家,所以借助宗教在价值观教育发挥巨大的作用。西方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价值观过分强调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实现个人目标为目的,与我们的价值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照搬其价值观的内容。所以我们只能从国外的价值观教育中学习其好的教育方法,诸如:更注重教育引导措施的可操作性、注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注重社区协作、注重隐形渗透等重要经验,这些都值得本文在措施引导方面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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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