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公务员的行政伦理立法的策略分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03-03 15: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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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伦理立法是完善行政伦理体系的重要途径。它指的是国家依照立法程序,将公务员履行行政职责时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政理念,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其具有强制性。换言之,行政伦理立法就是将行政伦理上升为法律层面,一切违背行政伦理的行政行为不仅要承受舆论的压力、道德的谴责,还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处罚。通过颁布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公务员应当具备的行政伦理加以

规定,以此来促进公务员行政伦理的培养。

西方诸多国家对此进行过有益的探究。日本的公务员行政伦理实践主要通过《国家公务员伦理法》进行深入认识。在该法的第一条中明确指出,颁布该法案旨在确立公务员是民众的服务者。其行政实践是民众的嘱托,制定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公务员履行相关职务时的伦理关系,切实保障其履行职务正当性,避免产生对其公正性进行怀疑,产生不信任。以此,加强民众对于公务员行政实践的信任。在该法案中,首先明确提出要忠于职守。作为公务员要服务全体公民,而并非只为部分人进行服务,不得徇私枉法,不得以权谋利。该规章处于规范公务员的伦理意识进行制定,避免民众对公务员或国家产生不信任。

其次是加强伦理监督。设立国家公务员伦理审查会,负责向内阁或会计检察院呈报关于修改或废除伦理规程的权限以及制定、修改有关违反伦理章程事件的处分标准的权限。

最后是重视公务员道德素质。该法案对于公务员的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决制止公务员背离公益原则,以权谋私。是对于以前偏重制度和机构改革的一次补充。从实际情况看,该法案的实际效果较为明显。在 2001 年的由世界著名的 PriceWaterhouse 公司提供的份报告显示,日本的行政廉洁位列新加坡、香港和英国之后。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产生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深化的过程,才产生了深入的影响。首先,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颁布是基于对大量西方现行法律学习之下,结合实际逐步完善的法律规范。从开始之初的《国家公务员法》,到此后的《地方公务员法》。都是在美国指导下的实践结果。但是,在此后的实践中,日本政府发现,这些法案的颁发并未削弱固有的行政伦理失范。于是开始进行更为一般、具体的法律规范制定。相继出台了《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通过针对不同的现状进行法律制约,逐步实现了法治化。其次是内容具体,易于操作。《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对公务员行为失范进行了细致的规定。诸如,细化了与利益相关者接受招待的内容:无偿服务,游玩或打高尔夫球,国内外旅游,喝酒娱乐等都包括在内。细化了与利益相关者接受金钱或物品的内容:不动产,借款或无偿借款,无偿借贷不动产,为公开发行的股票转让。这种明确的体现对于具体的执法提供了便利,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再次,加强了预防性。通过制定伦理法,让权力一方和可能的交易方都会谨慎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公务员面对法律的威慑力,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对于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进行了极好的预防。最后,专设国家伦理审查会进行监督。国家伦理审查会的设立对于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不定时、多样性的监督对于公务员的日常工作进行了精细化管理,加强了震慑。

新加坡在伦理失范治理的过程中也展现了良好的实践效果。首先是以法制为后盾的惩治机制。依法严厉惩治是清除腐败的重要手段,新加坡是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究其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建国初期社会混乱、经济贫弱、国民组成复杂多元,为保障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客观上要求实行公平而彻底的法治。另外,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大多数领袖从小接受英式教育,长大后又到西方留过学,回国后又一直担任律师工作,法制观念很强,形成了主张法治的共识。经过不断的实践,新加坡逐步建立了一个兼具完整性、具体性和实用性的政府公务员法律体系。这些法律规范对可能发生的失范行为进行了极为严厉和详细的惩罚措施,以此为基础,可以辐射到公务员行政伦理实践的各个层面,对其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约束。是与非、罪与非罪界限分明,为严格执法提供了客观依据。

再者,有效的反贪机制。贪污腐败在许多国家定罪、处罚的依据主要从量上考虑,但在新加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事实,也就是说,只要是公务员利用职权或机会非法接受他人受贿或贪污占有不该属于他的东西,不管数量多少,一律予以严厉处罚。新加坡廉政的保障是反贪法令,法令对处理案件的机构、案件调查、处理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一是设立举报;二是进行调查;三是严厉处罚。通过对上述国家治理方式的审视,可以清晰地发现,依法治理在其公务员行政治理中的重要位置。公务员行政伦理立法为其面对道德冲突和伦理困境的时候提供了一种选择路径,接受限制,让其知晓在利益面前应当的选择。众多的国家都选择这一方式,且产生了极为积极的效果,值得我们重视。准确地说,各国行政伦理法规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明确规定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二是,制度性措施切实可行;三是,法律权威监督机构与外部监督机构受到极大重视。

此外,由于受“经济人”假设的影响,部分国家对公务员首要的要求必须是一个合格的有道德的公民。首先,公务员作为一个公民,必须遵守公民的一般品德,同时也是特殊的受信托公民,也就是所谓的“雇员”。这种“雇员”除了自己的利益外,公共行政实践中还要求公务员具备另外三种品德,即公共精神、谨慎和实质理性。这三种品德社会中的普通公民也有,但它们对于行政管理角色中的公务员功能作用的发挥是尤为重要的。可见,这些国家对公务员伦理建设是允许契合于群体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存在,就此而言,对于我国的行政伦理立法可以进行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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