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收集利用行为合法性的认定标准提高的对策及建议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20-01-03 09: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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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个人信息收集利用行为合法性的认定标准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民法总则》第 111 条,该条从反面规定了三种个人信息收集利用违法性的判断标准。《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在这三种情形的基础上增加了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五种免责事由,其中首要的免责事由就是“在自然人同意的范围内实施的行为”,这一规定体现在第 814 条第 1 项和第 816 条第 1 项,可以说,同意是认定个人信息收集利用行为合法性的首要标准,但由于信息主体和信息控制者双方技术、资金等各方面力量的不对等,个人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意,因为选择不同意可能就会给个人带来极大不便。
本文认为,身处 21 世纪,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要凸显人文主义关怀,无论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发展利用需求强烈到何种程度,都不应放弃告知同意这一基础性法律原则。因此,就民法而言,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与利用必须经过本人充分的知情和同意。当前对同意的判断既不够精细也无法发挥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作用。对知情同意模式的改良应在具体与宽泛的结合中实现多元化模式并行,最后形成信息披露和同意的长效机制。传统的知情同意弹窗是一次性的,同意既是个人行使权利的开始,也是权利的结束。这样的模式早已无法适应现代信息多次处理、多次利用的需求,为此有必要保证同意是一个动态机制而非是静态模式。当然动态模式可能会受到增加成本的质疑。事实上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大数据技术分析既然可以做到精准推送,也就可以做到精准分析,动态模式的成本会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下大大缩小。通过筛选出个人最感兴趣最希望知道的信息,并对其中关键信息使用易于查看的方式提醒个人,充分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权,赋予同意权丰富的内涵,包括修改同意的范围,撤回同意等权利。
因此,综合来看,《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第 814 条收集利用个人信息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应该进一步具体化,作为保证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合法性的首要原则,本文认为应当专设一条并入 814 条和 816 条的两项规定,同时丰富知情同意原则的内涵,新增撤回同意,修改同意的范围等权利,而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一次同意授权。
这种情况下,倘若首次同意后,权利人要求撤回同意,修改同意的范围时,信息控制者仍然继续收集使用权利人的信息,应当认定该收集利用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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